前言：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

　　转眼10年过去，“法治浙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浙江各地在积极探索实践“法治浙江”建设的过程中创建了许多符合本地实际的法治制度，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三治”合一到村规民约，我们愿意为时代记录这些难能可贵的法治变革，记录浙江基层民主法治不断成长的点滴。

　　“法治浙江”10周年系列报道

　　①湖州在全国率先完成户籍制度改革　263万人“统一”户口

　　②桐乡实践“三治合一”　乌镇2000多人上路专“管闲事”

　　③富阳晒全国首张县域“权力清单”　将行政权力“关进笼”

　　④“约”出和谐生活　浙江龙游县262个行政村都有村规民约

余杭的交通事故审判庭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入驻交通事故调解处理中心的民事法庭

　　浙江在线杭州7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金许斌 编辑/汪江军）“您认为当地在党务、政务、村（居）务公开方面做得如何？”“如果您的权利受到侵犯，那么您在当地能找到救济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2008年起，杭州余杭区不少百姓每年都会收到一份关于余杭法治指数的问卷调查，上面可以对余杭当年的党风、行政、司法、权利救济、市场秩序、监督工作、民主政治、社会安全感等方面的情况打分。

　　2008年6月15日，全国首个“法治指数”在余杭诞生，到现在已经8个年头。“法治指数”制度在余杭不断完善，已成为余杭各镇、街道和部门施政成效的“晴雨表”。

　　全国首个“法治指数”诞生

　　余杭发展“法治GDP”　

　　“71.6！”2008年6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在余杭喊出了这个数字，标志着全国首个“法治指数”诞生。

　　为了促进余杭经济社会的发展，早在2006年，余杭就率先作出了建设“法治余杭”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用量化的指标来评估区域法治化水平，在全国率先开始了法治量化评估实践，探索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道路。

　　2006年10月，余杭区区政府委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联合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开启“法治余杭评估体系”研究，为“法治指数”评估制度的诞生提供了智力支撑。

　　余杭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司法局局长郑建芬向记者介绍了“法治指数”的评估体系。

　　“法治指数”评估对象为余杭区本级、区级机关各部门、各镇（街道）和村（社区）；评估内容为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社会平安和谐九个方面；评估方式分内审组、外审组、专家组评审及群众满意度调查四个步骤。

　　其中内审组（政府机构法律人员）占17.5%的权重；外审组（非政府机构的企业家、记者等）占17.5%的权重；专家组（法学界知名专家）占30%的权重；群众满意度占35%的权重。

　　对于各组打分权重构成的设计，郑建芬解释：“因为民众满意度是法治建设水平的最重要体现，所以权重最高。”

　　余杭交通事故调解处理一体化工作流程图

　　“法治指数”倒逼行政改革

　　余杭探索交通事故“一条龙”处理

　　每年法治指数公布后，部门、镇、街道如果被扣分了，就要被“倒查”，而且要在规定时间内拿出整改方案。这就倒逼余杭的行政部门改革创新，提升百姓的满意度。

　　“这是我们余杭的交通事故审判庭，2013年成立时，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入驻交通事故调解处理中心的民事法庭。”余杭区交通事故调解处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余杭将公安、司法、法院、保险等部门“搬”进了交通事故调解处理中心，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多部门协作配合、多机制相衔接的道路交通事故联调联处新模式。

　　7月1日，记者在采访时，旁听了一起正在调解的交通事故：家住余杭南苑街道的孙余（化名）今年四月份，在望梅路追尾一辆二轮摩托车导致陈某受伤，交警认定为主次责任。交通事故审判庭开庭后，判定赔偿按主次责任分，孙余要承担19000元的赔偿费用，其中保险公司承担8000。孙余希望保险公司能多承担一部分，于是再次来申请复审。

　　“这种交通调解模式很方便！以前我跟朋友在其他地方处理过类似的交通事故，要跑好几个部门，现在这个处理中心把我们需要找的部门全都集中到一起，非常方便。”孙余说。

　　据悉，在交通事故调解处理中心建立之前，余杭区交通事故信访量居高不下，成为“法治指数”的“扣分项目”。

　　为有效化解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矛盾纠纷，余杭区交通管理部门创新机制，建立了交通事故调解处理中心。

　　郑建芬说，“法治指数”倒逼余杭的行政部门进行改革，提升百姓满意度，这也是创立“法治指数”的初衷。

　　基层普法发展迅猛

　　余杭每个村都有法律顾问

　　除了倒逼行政改革，“法治指数”制度在余杭的基层普法上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众喜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这是一个地域法治发达的体现，在余杭，这样的法律氛围已经逐渐形成。”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主任项坚民说。

　　项坚民是余杭的知名律师，他见证了余杭基层普法的跨越式发展。

　　以前，余杭的百姓更喜欢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而不是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2008年，“法治指数”制度在余杭全面铺开后，法治建设被放入了余杭区政府、街道、乡镇相关部门的政绩考核内容中，普法工作随之紧锣密鼓地展开。

　　“作为基层律师事务所，这些年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给干部讲课，给群众普法，促进社会的法治进步。”项坚民分析说，近年来余杭民众和政府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愿越来越强，在余杭每个村和社区都有法律顾问。

　　余杭区委办法治科科长应金松表示，“法治指数”制度为余杭经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海外高层次人才纷纷聚集在余杭，总量和增量都位居全省首位。“法治余杭”建设工作也成功入选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典型事例100例。

汪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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