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之“库银失盗案” 里，紫玉发现了袁捷盗取的库银，于是被其伤害。所幸，紫玉后被赵捕头救起，伤愈后道出袁捷谋杀未遂以及其他的阴谋，面对罪行袁捷服毒自杀。也许，袁捷应该庆幸紫玉不死，紫玉若死，他恐怕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当时法律中有一项制度叫“保辜”，辜就是指受害人，受害人的伤亡程度直接影响到加害者的处罚力度。紫玉若死了，袁捷就是杀人罪，不死，便是伤人罪。

不要以为，只有宋朝司法人员才会这样斟酌案情。早在唐朝时候，新疆的官司制度里就已启用了“保辜制度”。

《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图/新疆博物馆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有一本《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该文书首卷残缺，结尾完整，中间有缺损，全部文书共三纸58行，纸缝处各押一个“舒”字。

这本书于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09号墓，记载了1200多年前发生在高昌城的一场交通事故，以及高昌县有关部门处理这宗案件的经过，是唐朝法律在西州吐鲁番地区施行情况的一个具体案例。

事情发生在公元762年的6月（宝应元年六月），在高昌城，也就是现在的吐鲁番，当时天气十分炎热。

有一天，百姓史拂的儿子金儿和曹没冒的女儿想子坐在店前路旁玩耍，两个孩童都只有8岁。一位名叫康失芬的雇工，正驾着牛车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搬运几个来回后，可能是由于筋疲力尽，倔强的牛渐渐不听人的使唤，突然狂奔起来，把两个孩子轧伤了。金儿伤势严重，腰部以下的骨头全部破碎，性命难保。想子腰骨损折。史拂和曹没冒分别代理自己的孩子进行了诉讼（呈辞），要求官府进行处理。

高昌县政府接受这个案子的是一个叫舒的官员（唐朝公文中官员署名的时候，只署名不写姓氏）。舒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调查，康失芬承认了自己驾牛车轧伤小孩的事实。

舒又问，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奔跑的牛车？他回答说牛车是借别人家的，他对驾车的牛习性不熟悉，牛车奔跑时，他用力拉住，但力量不够，以至于造成车祸。法官舒问康失芬，对事故后果有什么打算？

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也就是说，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死，再按法律处罚自己。

于是有保人何伏昏等人写下状子，愿意担保康失芬。最后官府同意保辜，康失芬和其雇主靳嗔奴和被放出，但不许离开高昌县。案子的处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落款时间是当年的6月22日。

有学者认为，这件文书对于了解唐朝的法律和吐鲁番当时的社会与民族意义重大。在同一时期，整个中国，这样具体生动的资料都是绝无仅有的。

延伸阅读

保辜制度最大限度 降低人身损伤后果

保辜制度，并非来自于新疆的原有制度，而是从内地，即当时的中原地区传来。

唐律，为准确区分伤害罪和伤害致死的杀人罪，规定了保辜制度。所谓保辜，即在伤害行为发生后，确定一定的期限，限满之日根据被害人的死伤情况决定加害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在法定的期限内加害人可积极救助被害人，挽救被害人生命的同时，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保辜的期限根据伤害的方式和伤害的程度而定，辜限内被害人死亡的，以杀人罪论处；在限外死亡或虽在限内而以他故死者，以伤害罪论。

自治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被告康失芬为免于监禁之苦，向法庭提出保辜，在医疗条件和证据制度不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保辜措施能够把人身伤害与责任挽救有机地结合起来，责令伤害人积极地为被伤害人进行治疗，最大限度地降低人身损伤的后果。一些交通肇事案件适用保辜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在现阶段对我国的交通立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保辜是一项重要而合理的制度，它一方面力争准确地认定加害人的法律责任，使之罪刑相应；另一方面，要求行为人在法定的期限内积极救助被害人，减轻伤害后果以减轻自身的法律责任，这对减轻犯罪后果，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良好作用。（曲媛媛 阿迪力・阿布力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