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11月24日，农业银行涪陵分行职工陶某因开展营销存款业务，需要出公差到南川。经领导批准后，他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到南川，同事张某同行。出发时，张某邀请朋友姚某夫妇随车到南川，以便为其联系营销存款业务，并推销自己的挂历。

　　第二天，陶某等4人在南川办完事后准备返回。因为南川到涪陵的公路路况不好，他们选择从万盛途经主城区返回涪陵。当天下午5点50分左右，当车开到雷石公路39.5公里处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货车相撞，陶某等4人受伤，车辆严重受损。

　　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十三支队认定，陶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搭车的姚某夫妻俩受伤后，分别住院治疗3天和23天，共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

　　姚某夫妻俩出院后，多次找到农行涪陵分行（下称农行）和陶某索赔，均没有结果。去年年底，他们向涪陵区法院起诉，将农行和陶某双双告上法庭。一审中，到底谁该为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失埋单，成为农行与陶某争执的焦点。一审法院开庭后判决，由农行赔偿姚某医疗费等损失800余元；赔偿姚某的妻子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万余元；陶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今年3月，农行向市三中院提起上诉。双方庭审争辩的焦点仍是谁该赔偿损失。农行及其代理人认为，农行只批准陶某到南川出差，未借用其车辆，更没指示其返回涪陵的路线。陶某自己决定途经重庆返回涪陵，其行为超出授权范围，属个人行为，他应赔偿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而陶某则认为，他是受单位的指派到南川出差，自备车辆也经过领导批准。因此，他的驾车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应由单位承担；况且单位并未对线路作出指示，途经重庆返回涪陵，是因该条线路路况较好，并未超出授权范围。

　　市三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农行批准职工陶某、张某自备车辆出差到南川，陶某遂驾驶自有车辆以方便出差所需，其行为符合农行的批准指示。陶某虽是车辆所有权人，但其此次驾驶行为，应属履行农行指派的职务行为，而非其个人行为。最终，市三中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法官说法

　　办案法官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陶某因履行职务的驾车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农行承担。姚某夫妻俩受张某的邀请帮助开展存款营销业务，并推销自己挂历的事实属实，他们为此搭乘该车而受伤，本身没有过错。同时，在南川与涪陵之间，存在多条通常行走的路线，农行在委派陶某出差时，未对行驶路线作出特别指示与要求，陶某基于对路况的选择，在办理完出差业务后，沿万盛经重庆返回涪陵，不属超越批准的行为，仍应属此次出差行为的一部分。法院因此作出上述判决。

　　市高院相关负责人称，“公车私用”或“私车公用”的情况目前比较普遍。他们已出台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就此类案例赔偿问题广泛征集意见。《指导意见》出台后，将有比较完善的标准供各级法院审判参考。

　　记者 易守华 任洁/ 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