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4月17日上午，河南登封市少林大道被手持花圈和挽幛的人潮所阻塞。40岁女公安局长任长霞的死令当地14万百姓走上街头。“人们是自发的，要是组织，根本不可能组织到这么多人。”省公安厅副厅长李民庆说。

　　拥有“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民警”等众多官方荣誉称号的任长霞，在民间亦是一个传奇人物：八旬乡间老妇讲述着收兔毛女人的故事，那是任长霞为打探黑帮消息的乔装打扮；鸣冤告状的群众记得她边接案子边掉眼泪的场景，这是一个眼窝浅的女公安局长。

　　连破大案的女神探、争强好胜的女警官、爱吃零食的女局长。上司对她负疚难平，车祸当晚，她本不必连夜赶回登封，但两宗大案已成她的心病；丈夫悼妻彻夜难眠，最后遗言，只是一句“正开会呢”，如今追忆吵架也成一种甜蜜。“她该好好休息了。”这个一年工作4600个小时的女人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17岁的儿子在蜿蜒千米的吊唁队伍中看到了母亲的人生价值。

　　李民庆发火了。

　　4月17日早晨8时，当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州市委常委兼公安局局长李民庆乘车来到登封市少林大道路口，车再也走不动了。60米宽的路上都是拿着花圈，挽幛的人。

　　“怎么搞的，赶快把交通恢复了。”李民庆给登封市公安局政委刘丛德打电话下令。

　　电话里，刘丛德的声音很无奈：“局长，人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呀。”

　　挤出人群，站到登封公安局5楼的楼顶上，李民庆才发现交通确实是无法恢复了。满街都是人，看不到边。

　　“直到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人们是自发的，要是组织，根本不可能组织这么多人。”李民庆事后说。

　　和满街的人一样，李民庆当天也是来参加一场追悼会的。3天前的4月14日，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遇车祸牺牲，17日，是这位女局长出殡的日子。

　　上午9时，灵车缓缓开出，人群里爆发出一片哭声，许多人跟在灵车后面跑，还有人骑着摩托车追。

　　“我确实被震憾了。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丧礼！”李民庆说。

　　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4月17日这天，共有14万人参加了任长霞的丧礼。而从4月14日到17日，则有20余万人次前往这位女公安局长灵前吊唁。

　　上任之初

　　“我家里不缺钱，你们也不用想着给我送钱，我一用化妆品就过敏，所以你们也不用想着送我化妆品。有为才有位，你干的好，我就会发现你，就会用你。”

　　任长霞，女，40岁。毕业于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历任郑州市中原公安分局预审科科员、副科长、法制室主任。郑州市公安局法制室副主任、技侦支队支队长等职。

　　2001年4月11日，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成为该市历史上首位女公安局长，至2004年4月14日车祸身故，在任共3年零3天。

　　“我家里不缺钱，你们也不用想着给我送钱，我一用化妆品就过敏，所以你们也不用想着送我化妆品。有为才有位，你干的好，我就会发现你，就会用你。”现任登封市公安局副局长郭遂营至今还记得任长霞刚刚上任时的开场白。任长霞上任后不久，登封市的各派出所便经常会在夜深人静时接到一个女人的报案：“我们是汝州来的，包被抢了！”

　　“我们一般在离派出所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打手机报警。然后盯着表，算派出所的出警时间。”登封市公安局督察队长常守豪回忆：一天晚上，任长霞给石道派出所打电话报警，但连打了3遍电话，等了近一个小时仍没有人来。晚上一点多钟，任长霞翻过大门进了派出所，所长正在打牌。见此情景，任长霞只说了一句话：“你背上背包回家吧。”

　　“我们当时都很紧张。”一位登封民警证实，那段时间，只要一听是女人报警，谁也不敢怠慢。时间一长，各派出所的值班人员都熟悉了任长霞的声音。任就找一些群众替她报警，有时她还会突然出现在派出所的值班室里，查看值班情况。

　　一次，任长霞来到送表派出所，在值班室里给所长打电话：“你在哪儿呢？”“我在所里值班呢。”所长回答。

　　“那好，我现在在你的办公室，你马上过来见我。”10多分钟过去后，所长终于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任长霞面前。

　　对此，任长霞非常愤怒：“我不管你什么原因，你说了谎，现在就给我停职检查！”

　　按照登封市公安局的统计，任长霞上任的第一个星期就跑遍了登封市的17个乡镇派出所，此后，15名屡犯警纪，群众反映强烈的民警被开除和辞退。

　　君召乡海渚村的村民郭道观察到了这样的变化：“以前到派出所办事，不拿两盒烟，人家连话都不跟你说。现在拿出烟，都推，没人敢接。”

　　2002年，任长霞到任的第二年，登封市公安局在登封市行风评议中从倒数第一跃入前五名。

　　　　收兔毛的女人

　　公安局在村里召开了公捕大会，崔奶奶一下愣住了：主席台上坐着的那个公安局长，不就是前几天来收兔毛的女人吗？

　　200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登封市君召乡海渚村里来了一个收兔毛的女人。她拿着一杆秤，一个大塑料袋，走村串户地收购兔毛。80多岁的崔奶奶把女人叫进家，女人一边麻利地剪着兔毛，一边打听说：“听说村里有点乱，老百姓都怕什么人似的，怎么回事呢？”崔奶奶脸色变了，忙说：“闺女，你是外地来的吧，出门在外可不敢乱说乱讲，要惹祸的。”收兔毛的女人和善地笑笑说：“好，我不打听。”

　　这个女人收了1斤8两兔毛，本来是35元一斤的兔毛，她却给了崔奶奶100元。还说不用找了，兔毛现在涨价了值这个钱。

　　又过了10来天，警察冲进村子，把一伙号称“砍刀帮”的坏人抓走了。

　　一个月过后，公安局在村里召开了公捕大会，崔奶奶一下愣住了：主席台上坐着的那个公安局长，不就是前几天来收兔毛的女人吗？

　　这个故事，被一个叫郭硕的女学生写在了作文里，题目就叫《收兔毛的女人》。

　　对登封县西部的君召、石道、颖阳等地的群众来说，“砍刀帮”是个谈之色变的词语。

　　自1995年以来，海渚村的李心建纠集60余人组成了“砍刀帮”，团伙成员手持一尺多长的砍刀，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村民陈灿章就曾被30多名砍刀帮成员追砍，身中7刀，村民陈振章的左耳被砍掉了一半。

　　长期以来，李心建一伙一直逍遥法外。陈振章说，咱已经心凉了，不敢找了，把血衣、法医鉴定都烧了，“没想到不抱希望的时候，任局长却来找我们了。”

　　2002年6月，李心建犯罪团伙37名成员落入法网。

　　现任登封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的郜海民说，任长霞非常重视刑侦破案。几乎每一起刑事案件，任长霞都要到现场。“她做过预审和技侦工作，熟悉业务，因此我们做事必须扎实，想马虎都不行。”

　　刑警大队大案中队中队长李朝阳则回忆：“2003年10月，在侦破徐庄乡祁沟村抢劫杀人案时，任长霞和我们连续13天吃住在村里，直到案件告破。由于13天没洗澡，她的头发成了一绺一绺的，指甲里都是黑的。”

　　在民间，更多关于任长霞的传说至今已无法考证。有人说，任长霞曾扮成洗衣服的农妇在白沙湖一带暗查一个黑恶团伙的劣迹，也有人说，这位女局长曾穿上漂亮的衣服在西岭一带的村路上行走，目的是引诱一个强奸杀人狂魔现身。甚至对任长霞的车号“0044”，人们也说，那意思其实是警告犯罪分子们，你“动动试试”！

　　任长霞到任后，登封的一批重特大积案相继告破。2001年，“4・15”东金店强奸焚尸案2天内破案。

　　同年5月1日，“王松黑恶势力团伙”主犯王松束手就擒。案件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打黑案之一。

　　积案数年的西岭抢劫强奸杀人系列案、君召两少女被奸杀案成功破获，老百姓开始将任长霞称为“女神警”。

　　女局长爱吃零食

　　“她一度抱怨自己腰身粗了，想减肥。可那呼啦圈摆在那好长时间了，却从没见她练过。”吴宏敏说，“她实在太忙了。”

　　吴宏敏，登封市公安局查办科警员，同为女性，她并不认同“任长霞不修边幅”的说法。

　　“长霞局长在办公室里一直放着一个大大的呼啦圈，她一度抱怨自己腰身粗了，想减肥。”“可那呼啦圈摆在那好长时间了，却从没见她练过。”吴宏敏说，“她实在太忙了。”

　　在吴宏敏的记忆中，任长霞有几双黑色的鞋子，“她最喜欢穿的是方头的高跟儿鞋，因为她个子矮，这样能显得高一点。”而每隔一段时间，吴宏敏都会帮任长霞把皮鞋拿到修鞋匠那里换鞋跟儿。

　　“尽管有配车，可她的鞋总穿不了一个月，她最爱穿的那几双鞋，都换了好几回鞋跟。”

　　吴宏敏说，有时任长霞从外面回来，鞋上、裤腿上都是泥，裤管上还扎着带刺的灰葛针。“我就知道她又下乡了。”

　　在任长霞的办公室，一个大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

　　“她把家里的衣服都带到这儿了，有的衣服换季了，有的衣服早就瘦了不能穿，她也放在这儿。”吴宏敏说。

　　“任局长以前可爱美了，买的都是红色的衣服，可到了登封以后，她穿的都是黑色、驼色、咖啡色的衣服，漂亮的衣服她不再穿了，就是有时候，自己打开衣柜欣赏欣赏。她还跟我们说，喜欢哪件就拿哪件，千万别见外，别辜负了这些漂亮的衣服啊。”

　　今年3月3日，登封市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大案中队中队长李朝阳说，“当时任局长去看现场，说‘咦，怎么受害人穿的内衣和我一样’，事后我们去商店看那内衣，13元一套，我们才知道局长穿这样便宜的衣服。”

　　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民警刘阳曾为任长霞开过3年车，他知道任的另一个习惯：“任长霞很喜欢吃零食，车上总放着一些瓜子、话梅、小西红柿、小黄瓜什么的。只要听到她没有吃零食的声音了，保不准就是睡着了。”

　　刘阳说，任长霞“很会睡觉”。坐在车上身子一歪就睡着了。

　　女民警武静也说局长“会睡觉”。任牺牲后，她在公安局的办公室兼卧室被封存，所有物品都保留着原来的形态。那条宽大的被子上仍可见一个个的小黑点，武静说，任局长喜欢在临睡前看文件，有时睡着了，钢笔就掉到被子上。这些黑点怎么洗也洗不掉。

　　一个工作日是8个小时，一年不请一次假，工作时间约2000个小时。《人民日报》此前刊发的报道披露：任长霞的年实际工作时间是4600多个小时。

　　女人不主贵，眼窝浅“我最体谅老百姓的苦处了，能给老百姓办的事，一定办。实在办不了，是我当局长的没本事。”说着说着，任局长就哭了，老百姓也都哭了。

　　任长霞爱哭，《郑州晚报》的记者黄普磊见过一次。

　　2003年12月10日晚，登封市君召乡石破爻村一村妇突然死亡，案子三天后告破，犯罪嫌疑人是同村的村民王晓伟。

　　12月18日，公安局在石破爻村召开了公捕现场会。会议快结束时，民警们把王晓伟往车上押，这时，一名3岁的小男孩―――王晓伟的儿子被人抱着追过来，小孩哭喊着叫“爸爸”。王晓伟眼睛紧闭，牙关紧咬，将头埋在怀中。任长霞走过去让民警把王晓伟押下来，说：让他们父子俩见一面吧。民警给王晓伟打开手铐，此时的王晓伟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住儿子大声痛哭。

　　黄普磊当时受命采访这起案子：“我看见任长霞走了过去，拿出一百块钱，交给王的一个邻居说‘给孩子买些吃的吧，以后孩子上学有啥困难，就去公安局找我，我是任长霞’说完她扭头上了车。”

　　黄普磊说，他是跟任长霞坐一辆车来的，回到车前，拉开车门，惊讶的看见任长霞一个人在车里大把大把的抹眼泪，看见有人来她急忙拿餐巾纸挡住脸擦泪，“我问她怎么了，她一边擦泪一边装着笑说‘女人，不主贵，泪窝浅。’顿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说，‘这家人挺可怜的，但是我不抓他也不行’。”

　　在登封公安局，每月19日是任长霞的局长接待日，到了这天，民警们都要提前准备好纸巾，因为局长总是边听边记，边记边哭。

　　中岳庙乡的农妇陈秀英因为纠纷，头部被人打成重伤，一块头骨凹陷下去。在任长霞的局长接待日，陈秀英都是凌晨两点就赶到公安局，排队等着与任长霞见面。

　　“看完材料她就问：‘打着哪儿了？’我说头，她就用手摸，摸到了，她就‘咦’了一声，说打的这么重，人呢？我说跑了。她说不管跑到哪儿一定要抓住他。这时，我就哭了，我觉得我一个穷老百姓，告了这么多年状没人理我，可任局长不嫌我脏，认真接待我还摸我的头。我感动得掉泪。”

　　“看我掉泪她也哭了，说老陈好好养你的身体吧，身体好了可是你儿子闺女的福。她又伸手从兜里掏出钱，说：‘你先回吧，拿这钱买点饭。’我不接她的钱，说我有钱哩，她又说拿钱坐车吧，我仍不接，她就叹了一口气。”

　　打伤陈秀英的凶手今年2月被警方从广东抓了回来。但在以后的局长接待日里，陈秀英还是每次都来，她说，就是想多看任长霞几面，看见了就觉得亲。

　　“任局长的接待日，一大早就等了好几百人，任局长一露面，老百姓自发地鼓掌。任局长就说：‘我最体谅老百姓的苦处了，能给老百姓办的事，一定办。实在办不了，是我当局长的没本事。’说着说着，任局长就哭了，老百姓也都哭了。”

　　　　三个孩子的妈妈

　　“妈妈牺牲后，这么多人来送她，使我对妈妈有了更好的认识。以前我总认为和妈妈之间有代沟。”

　　关于任长霞的泪水，她的儿子卫晨尧(小名卯卯)也记得一次。

　　任长霞家住郑州，尽管距离登封仅80公里，但却很少回家。2001年的一个暑假，正在上初二的卯卯因为已经两个月没见妈妈，就和爸爸卫春晓商量，要骑自行车去登封，给妈妈一个惊喜。骑到新密时，车胎爆了，卯卯摔到路边的沟里，胳膊、脸都被擦伤。

　　“妈妈看到我时，心疼得哭了。”

　　卯卯今年17岁，在他印象中，“妈妈似乎从来就不管这个家”。正是心理叛逆的年龄，儿子对母亲有种说不出的情绪：“妈妈牺牲后，这么多人来送她，使我对妈妈有了更好的认识。以前我总认为和妈妈之间有代沟。”

　　卯卯之外，登封还有两个孩子把任长霞叫做“任妈妈”。

　　今年14岁的刘春玉是个孤儿。母亲去世早，2001年5月，做矿工的父亲又在一次瓦斯爆炸中丧生。为父亲出殡时，小姑娘扶着棺木不停痛哭。前来处理事故的任长霞注意这个细节，将刘春玉认做干女儿。

　　4月17日，刘春玉穿着白色的孝服，在“任妈妈”灵前长跪不起。

　　20岁的景文辉是任长霞的又一个儿子。1998年，景文辉被流氓打瞎左眼，妈妈带着他上访时，见到了任长霞。

　　“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也是做母亲的，也是女人，孩子14岁眼就瞎了，太可怜。我就卯卯一个儿子，以后你也是我的亲儿子。她边说边拿出1000块钱给我。我妈妈说孩子赶快跪下，给你任妈妈磕头。”

　　2001年11月，景文辉要到西安治眼睛，任长霞听说后，专门从家里拿来2万元让景文辉带上。“儿子要去看病，我这当妈妈的也准备了点钱。”

　　景文辉现在登封的一家工商银行做保安，车祸事件后，他在任长霞的灵前守了三天。“做儿子的就该给妈妈守灵。”景文辉说。

　　吵架也是一种幸福

　　长霞牺牲后，卫春晓就失眠了，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妻子像前说点知心话。

　　不能不说，任长霞与其丈夫卫春晓的关系，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度有点不睦。“她一回来，最多的事就是打电话，安排工作，我有时也烦她，说你回来还不如不回来呢，拿个电话晃来晃去的，让我不适应。”

　　“我有时真的很有怨气，她平时打个电话都是问儿子，我说你工作忙我也理解，但你应该问问我怎么样，说两句暖心话吧。她就说老夫老妻的，有什么可说的。”

　　卫春晓说，自从长霞牺牲后，他就失眠了，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妻子的像前说点知心话。

　　“我静静地和她说话，我说你看你脸上的灰，我帮你擦一擦吧，我还问她，又有记者来采访了，我该说点什么呢？”

　　卫春晓说，这么些天来，夫妻生活中那些甜蜜的场景总在他脑海中闪现，甚至还有很多次吵架的情景。“我们吵得非常凶，她气得浑身发抖，我也浑身发抖。开始时，我想做她的思想工作，可不行，她非常倔。我就冷处理，写一封信放在桌上。她本来绷着脸，看完信会跟我笑着说，她错了。”

　　卫春晓点上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现在想吵架也吵不成了，想起来，吵架也是一种幸福，一种甜蜜啊。”对于任长霞的性格，卫春晓有着他的理解。

　　“她这个人就是太要强，干什么都想争第一，刚到登封的第一年，她说太累了，不想干了。干了两年多，她又说没意思。我帮她分析，她这个人就是闲不住，登封社会治安好了，工作走上正轨了，她就觉得没意思了。”

　　车祸发生那一天

　　“她本来可以不急着回来的，第二天就要开人大会，她的家又在郑州。”郭遂营说，她赶着要回来开会研究案情，那两个案子已经成了她的心病。

　　“她这个人，天生就是争强好胜，不服输，不能承受失败。”一手培养任长霞的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说。

　　“2002年郑州市公安局进行评比，登封市公安局输给了新密局，在县市分局中名列第二。“长霞就不服气，找到我哭鼻子，非要重新算一算小分。我当时批评了她，说你争第一的思想好，可争名利是不好的。”

　　李民庆回忆说，他对任长霞总是贬多褒少。任赴任登封后，李民庆曾多次出面接待前往郑州公安局送匾的登封群众。“我一直认为是她在搞花架子，组织群众来送匾，总是批评她。”

　　“最后一次见她，我都是在批评她，她哭了。”李民庆说，“她是14日牺牲的，13日晚上，我到登封，因为登封还有两起命案未破，我狠狠批评了她。毕竟是女人，案子拿不下来，她心里就承受不了，说太难办了，快崩溃了，边说边掉眼泪。”

　　说起这事，李民庆负疚难平。也许正是由于未能破案的压力，任长霞才在4月14连夜从郑州赶回登封，并在途中遭遇车祸。

　　4月14日上午，任长霞专门来到郑州，找到以破案闻名的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杨玉章，他们就坐在高速公路口谈起了案情。

　　“到了中午，长霞让我们先回去，说晚上要开专案组全体会议，因为郑州市人大会要开了，她是代表，下午要去人大报个到。”随同任长霞前往的登封市公安局副局长郭遂营说，“当晚长霞在坐车回登封路上出了事。”

　　“她本来可以不急着回来的，第二天就要开人大会，她的家又在郑州。”郭遂营说，她赶着要回来开会研究案情，那两个案子已经成了她的心病。

　　14日晚上9点来钟，李民庆得到了任长霞遭遇车祸的消息。“我到医院时，长霞已经不行了，当时她的眼睛睁着，睁得大大的。我帮她把眼合上，合了三次，她不愿瞑目。”

　　　　最后一次通话

　　这句“正开会呢”，成了夫妻间最后的遗言。

　　任长霞与丈夫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在她出事的前三天。“我打通妻子的手机，里面就说了一句，‘别说了，正开会呢’，电话就挂断了。”这句“正开会呢”，也就成了夫妻间最后的遗言。

　　女儿牺牲前，任长霞的父母已经1个多月没见过女儿了。女儿牺牲后，母亲就紧紧抱着那张全家惟一的“全家福”不住眼地看。

　　这张“全家福”是2003年春节时在登封拍的。照片上，任长霞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幸福地笑着。妹妹任丽娟说，姐姐以前常忌讳人家说她长得黑，其实在我们眼里，她一直是那么美丽清秀。”

　　任长霞的父亲1998年患“脑溢血”，长年卧床。任丽娟说，姐姐牺牲的消息，全家人一直瞒着父亲。“父亲问起来，我们就说姐姐参加了国际刑警，派到国外执行任务了。”

　　长霞火化那天，母亲一定要任丽娟给姐姐捎去一部手机，说你姐离不开手机，回到家里总是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不能临走连个手机都没有。“我答应了老人，可最终没有让姐姐把手机带走。姐姐以前太累了，难道到了天国还让人打电话吵扰吗？她该好好休息了。”

　　4月17日，登封市举行任长霞追悼会。当日，登封市所有的花圈、黑幛和鲜花基本售罄，吊唁的队伍蜿蜒上千米。来人中很多都是和任长霞素未谋面的登封各乡镇群众。

　　通往登封的长途车，挤满了前往吊唁的人们。人太多，一些车主甚至将票价提高一倍，以拒绝乘客。一些挤不上车的群众开着摩托车、骑着自行车，或者驾驶手扶拖拉机，从几十公里外赶来登封，送别任长霞。

　　6月2日，据新华社消息，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签署命令，追授任长霞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本报记者　胡杰　河南登封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