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出现了经典的金融恐慌。作为财长，我尽力帮助制止了恐慌并稳住了经济。当时的状况就像是女巫炮制的毒药一样，混合了楼市泡沫的破灭、金融体系的崩溃、快速传播的恐惧和激烈的党争政治。

12年后，世界出现了另一个恐慌的征兆。我希望这次的恐慌还可以避免。这次恐慌的直接诱因是新型病毒，不是金融市场或经济。目前金融市场和经济依然强劲。但是，恐惧再次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在2008年学到的教训可以作为有效的行动指南。以下四个教训尤为重要。

第一，信息透明至关重要。领导人应当鼓励人们冷静，但必须在传递冷静和坦诚说出令人不安的事实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当事实和我们对事实的理解在不断变化的时候，保持平衡就更难了。公众和金融市场寻求的是不可能获得的确定性，而这会增加恐惧和波动性。因此，行动最终比语言更重要。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观点：在危机中，领导人不可能在行动之前掌握所有事实。如果他们等的时间太长，最终就只能在后视镜中看到车祸。他们迟早会需要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出艰难的决定。所以，当事实变化了，领导人必须准备好说“我们犯了个错误”，然后改变决定。危机要求的是敏捷性和灵活性。

第三，这次危机的经济影响和美国人民的困境会被无谓的放大，除非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和行政部门立即齐心协力，采取政治上困难但是必要的措施。

2008年，投资者对各类信用丧失了信心，从而退守最安全最流动的资产，例如美国国债。这对工薪阶层、有房一族和储户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制止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而这必须依赖两党的合作。尽管共和党的总统和控制国会两院的民主党存在尖锐的政治分歧，但两党携手合作，给予了行政部门广泛但必要的授权和拨款。

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的今天，恐惧和病毒是同样强大的敌人。减少对美国人民健康的影响、抑制恐惧和防止恐慌是各级政府政治领导人和医疗卫生系统领导者和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次的挑战比2008年大得多，原因是我们的领导人必须在保护公民健康的责任和管理对公民经济影响的义务之间取得平衡。随着疫情的发展，取消体育赛事、关闭学校、商店、餐馆和工厂的决定会对我们所有人产生重大的健康和经济影响。

这一影响的深度、广度和长度主要取决于我们应对病毒的措施是否成功，而这是个未知数。但已知的是，和2008年不同，我们的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高，而且做好了承受金融冲击的准备。

我对上周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表示欢迎。但是，虽然美联储在放宽信贷条件、确保市场流动性和提振信心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最重要的政策行动是财政政策。

财政行动首先应当确保全国的医院和医护人员拥有所有必要的资源。国会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措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能性，但一开始赢得两党的支持，对最弱势的群体提供救助应当更容易做到。我很高兴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与国会合作，正在做这件事。这样可以建立两党合作的势头，一致采取更多的行动，就像小布什总统在2008年初为美国家庭提供的可退款税收抵免一样。但这次的危机对不同行业和不同人群的影响有差异。旅游、酒店、制造等行业可能需要某种有针对性的经济刺激。

因此，2008年的第四个教训是，尽管两党和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矛盾，给予行政部门广泛的授权和灵活性是必要的，当然一切行动必须是在立法部门设定的权限和监督范围内。国会不可能设计和执行每一个刺激政策，或者在事实变化后临时给予行政部门新的授权。（作者系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原标题为《亨利·保尔森：2008年的金融恐慌如何帮助我们应对新冠病毒》，英文原文首发于3月11日《华盛顿邮报》，以上为保尔森基金会发布的原文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