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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离开学校后，库尔特·冯内古特（或许是出于德裔身份的羞耻感）主动加入军队。第二年，在被派往欧洲战场前几个月，冯内古特回家探望母亲，却发现母亲已自杀离世，死于过量服用安眠药。

接下来的一部分故事可以由《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Billy Pilgrim）来讲，关于一个小人物被卷入世界大战、侥幸逃生的故事。比利是个不情不愿、身体素质又不好的小年轻，硬着头皮上了战场。后来和几个队友在阿登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被纳粹俘虏、运到了德累斯顿，关进了五号屠场的地下冷库。没过多久，众人被炮火声惊醒。日后他们才知道，他们躲过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轰炸，一场由同盟国发起的、夺去数万人性命和德累斯顿无数文化财产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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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若不是常常有挫败、恐惧之类的情感，也就不会有什么笑话了。”（I don't think there would be many jokes, if there weren't constant frustration and fear and so forth.）读《五号屠场》的时候请牢记这句话。幽默其实是一种工具，意义不在于引人发笑、而在于用笑声引发深思。就好比看一场黑色喜剧，银幕上人物的遭遇越惨越荒谬，观众的反响越是热烈、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五号屠场》中的战争也确如黑色喜剧，叙述者絮絮叨叨地讲述着比利如何以“不作为”的姿态忍受各种身心折磨，到最后空手而来、空手而归，只留下一辈子无法释怀的一段遭遇。战争结束后，比利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库尔特本人虽然当了一辈子段子手，但其实一直饱受抑郁困扰，烟酒不离手。

回到美国后，库尔特·冯内古特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与青梅竹马的简（Jane Cox）结婚，第二，重返大学、读文科。冯内古特进入了芝加哥大学学习人类学，一个五年制的本硕连读项目。不过倒霉的库尔特又一次无法毕业，因为硕士论文的选题被教授们全票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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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库尔特必须面对很现实的问题了：如何养家糊口，更何况他们还有了孩子。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他选择了大公司——通用电气，为公司写新闻宣传稿。至于他是如何下定决心跳出白领舒适圈成为作家的，冯内古特本人的答案很干脆：“钱！”那个年代杂志文化非常兴盛，杂志社愿意花重金购买优秀的作品。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他开始在工作之余写短篇小说，结果第一篇小说的收入就能顶通用电气支付年薪的八分之一！第二篇的收入更多，于是就有了第三篇、第四篇……1951年，工作了近4年的冯内古特递上辞呈，决定脱产写作。

当时，甚至是欣赏冯内古特的杂志编辑都为他的冒险举动捏了把汗。不过，好在有简一贯支持。简当初在大学学习文学，但因怀孕而提前结束学业。对“冯内古特应当成为作家”这个观点，简比库尔特更加执着。她不仅照顾家庭、兼任库尔特的打字员，在库尔特犹豫迟疑的时刻，她依旧坚持。

早在1945年，库尔特·冯内古特就意识到，他所亲身经历的德累斯顿轰炸是一个绝佳的素材，然而直到1969年《五号屠场》才得以完稿出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重新回顾和书写创痛经历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更何况，生活并没有因为写作变好——早期几部长篇小说反响平平、作者本人陷入创作的瓶颈，亲近的姐姐因癌症去世、姐夫不久后又因车祸去世，留下了四个年幼的儿子。库尔特和简收养了四个男孩，加上自己的两女一子，库尔特·冯内古特肩上的负担更是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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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t goes.”这句充满宿命论色彩的话在《五号屠场》里出现了106次。特拉法玛尔多（Tralfamadore）星球的外星人能从四维空间看到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却不加以干涉，任由事物从出生走向消亡。当事物消亡，他们说“So it goes”。时空穿越者比利在人生不同的片段跳跃行进，在地球上经历了战争、空难、枪击、得到了成功的事业和看似美满的家庭，然而比利一辈子渴望与地球人分享的却只有特拉法玛尔多星人和他们的“So it goes”。作为存在，一生唯一的启示竟然是从劫持他的外星人那里学到的、看待死亡的态度，不得不说讽刺。

《五号屠场》出版后，库尔特·冯内古特一跃跻身最炙手可热的作家行列，终于摆脱了经济的窘迫。比起布满挫折和失意的前半生，冯内古特的后半生平坦了许多。他终于实现了他和简共同的梦想、成为了作家，只不过两人的婚姻并没有走到最后，两人在1971年因为信仰的分歧离婚，但终身保持着友谊。

在书的结尾，大轰炸后的德累斯顿归于平静，炮火无法阻挡春天的来临，比利走出冷库、路过废墟，一只鸟歌唱着“Pot-tee-weet”。一切终将过去，但伤痛不会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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