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 弟

杨飞  

有人问我回老家耍了多久，我说两天。真按时间算，就一天，头天下午才到老家，第二天中午就回了重庆。作为教师，寒假是空闲的，又恰逢新年，无论如何也该多陪父母几天。为何又去匆匆呢？一怪弟弟犟，不听劝；当然与我怕死也有关系；另外老婆女儿也在一路，风险高、压力大。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飞沫传染、粪便传染、气溶胶传染，煞是吓人。这种病毒有些凶险，全国感染八万多人，死了两三千。二十几岁健壮小伙都战不过，有的医学专家也牺牲了。我等普通百姓，买个口罩都无门路，唯一保护措施就是远离危险之地。但是，弟弟是个危险分子，而且是一个固执的危险分子。我反复告诫：你是乡村赤脚医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待在家里，即使出门遇到的多是健康人。你每天和病人打交道，装备太差，没有防护服，就一个口罩，如果病人中有一个是新冠肺炎，你就倒霉了。他红着脸争辩说：“这个你不懂，冠状病毒早就有，新冠病毒只是一种变异。”我说：“新冠病毒类似SARS病毒，科学家还没弄清楚，世界上没有特效药，美国的瑞德西韦只是一个传说，一旦传染，全靠自身免疫能力。你是五十几的人，能战胜病毒吗？”他硬着脖子回道：“知道了，我每次看病都戴上口罩。”然后踽踽独行，消失在山坡田间，让初春的寒霜割着苍老的面颊。

他每天都出去看病，有时熬到深夜，回来一家人同桌吃饭，我惴惴不安，不敢和他对面说话，不敢和他吃同一碗菜。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回重庆安全。临行前恰好有人打电话请弟弟出诊，我赶紧劝他：“算了，你说在外地走亲戚，来不了，直接叫他送城里医院，不挣那几个渣渣钱。万一被感染，回家把爸爸和妈传染怎么办？”他回怼说：“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春季病毒活跃，生病的人多，医者仁心，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退一万步，作为医生，即使不看病，疫情期间也不能坐在家里，至少应该向乡里乡亲宣传防控知识。”我很无奈，心里着急，“你的行为确实很高尚，即使要带头也轮不上你这个残疾人，前面有干部，还有党员。你这样积极让村长、支书怎么想？你只是底层的赤脚医生，如果感染了，媒体会报道你吗？政府会歌颂你吗？假如不幸死了，能评上烈士吗？再说，聪明人绝对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我想这些无懈可击的理由即使犟牛也会回头。父亲这时也脸红脖子粗：“你跟他说不明白，他这个人油盐不进。过年那天，家家户户都在团圆，他竟然搞到晚上九点多才回来。黑灯瞎火的，田坎路窄，藤蔓荒草，腿脚不便，摔到田里怎么办，冷都要冷死他呀！”父亲哽咽不语，嘴角抽动，雪白的胡须在颤抖，脸上皱纹比先前更加深密，抬起袖子试了试眼角。弟弟说：“你们不要说了，我都几十岁的人了，我知道怎么做。”然后背上药箱一垫一跛向门外走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父亲和我摇头无语。

弟弟是苦命人，本来想读书考大学，谁知遇到车祸，好不容易救回一条命，落下残疾，只有半个身子管用。考大学没了希望，打工没人要，农民也当不成，左思右想只有学个技术混口饭吃。酷夏严冬，晴天雨雾，他背个药箱，走在蜿蜒曲折的乡路上，走在荆棘丛生的山岗上，一颠一簸，在狗叫声中走进村庄，又在狗叫声中离开农舍，懂事的人叫他杨医生，顽皮的孩子叫他跛子医生。

弟弟拜了一个师傅，是部队转业的军医，擅长洗胃救人。现在的人思想解放了，吃农药寻短见的病人很少，靠这点技术难以生存。于是给他买书，我不懂医，更不知道怎么学医，只觉得多读点书肯定没错。胡乱给他买了很多书，有西医教材，也有中医教材，还有护理教材。想到农村养有牲口，又托人到畜牧兽医学院买了兽医教材，现在是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一起治。曾经问父亲：“他的医术如何？”母亲插话，“全村几个乡村医生，就他的生意最好，吊脚楼的傅草药外出打工去了，柯家庙子的六娃子没有生意，把诊所改了麻将馆。我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衣禄，你弟弟可能就是当医生的命，沟底坡上、翻山越岭的人都找他看病。”看到母亲自豪的样子，父亲解释道：“开始没人相信他，你知道村里那个周风箱，一个酒坛子、一个药罐子，气管炎严重，走路像拉风箱一样，噗呲噗呲的，六十多点就倒在床上起不了身，弄到县医院，花了好几万，医生说是肺癌，不想医了，叫他儿子准备后事。抬回家里躺在床上等死，一天到晚疼痛叫唤，家里人听得心烦，就叫你弟弟拿点药，打点镇痛针，让他死得轻松点。那时你弟弟生意差，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病人，肯定尽心尽力，死马当活马医，天天坐在他家，晚上守通宵。说来也怪，竟然医活了。”我知道周风箱这个人，五十几岁就杵根竹棒棒，听说将近八十岁才死，弟弟让他多活了十几年，也难怪村里人相信他，就是几百里外的我也找弟弟看过病。有一次吃了海鲜、西瓜，肚子拉得厉害，庆大霉素、诺氟沙星、黄连素吃了好几天，丝毫不见效果，本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弟弟打电话，他说了一种药，吃了立竿见影。

弟弟是抽过脊髓、取过头骨的人，喉头上插过管子，平时说话不多，稍有激动就口吃结巴，但这些并未影响他的智力，反倒养成了总结思考的习惯。听父亲说过，他给别人医猪，如果前边医生治疗无效，他会问用过的针药瓶甩在哪里，仔细看看针剂上的文字，从药品分析别人误诊，然后调整思路、摸清病症、对症下药。弟弟有时坚持自我，宁愿放弃现成赚钱的方法也不盲从。他给我说过，潼南有个黄儿科，名气大生意好。他曾冒充病人家属偷看他开处方，被黄儿科骂过好几回。说到最后弟弟有些气愤，“我以为黄儿科有什么秘诀，原来他龟儿子爱用激素药。”我问激素药怎么了？他说激素药确实能减缓病人症状，让病人和家属误认有效，其实激素药对小儿有害。弟弟最后还说，这种钱不能挣，黄儿科那狗日的要遭报应。有时他还搞点创新。有一年暑假回老家，村里黄石匠把腰闪了，满脸痛苦，找人背来让弟弟诊治。弟弟半边身子使不上力，怎么摆弄一百多斤的活人？我走过去想帮他一把，见他摸了摸石匠的腰，皱着眉头想了想，让人把石匠的衣服裤子脱了，只留一条裤衩。看这架势，肯定是用针灸、火罐。弟弟随后又把裤衩的橡筋剪断，用稻草给他系上，再找了一根长长的布带子绕过石匠腋窝绑上，叫几个壮劳力把石匠挂在院坝的梨树上。谁也搞不懂弟弟要干什么，针灸、火罐没必要把人吊起来，左邻右舍围着圈子看稀奇，弟弟什么东西都没带，两手空空走上去，一手抓住裤衩上的稻草，嘴里轻声叫道：“放松，放松。”突然一把扯断稻草，裤衩一下滑到脚跟，围观的姑娘少妇一声尖叫，遮着眼睛转过身去，石匠害羞的双脚一蹬，拼命扭转着赤条条的身子，听见“咔嚓”一声，好了，腰接上了。

弟弟的思维和常人不一样，性子犟，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比如这次疫情，他没有听我劝告，照常天天出去看病。我只得让父母和他分开住、分开吃，不要和他对面说话，提前作好隔离措施。但是，这次弟弟赢了，潼南感染十八人，老家的村子平安无事。也许是上天眷顾吧！但不知为什么，想起弟弟，我的心里就漾起一股苦涩甘甜的东西，直冲喉头：唉，弟弟！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