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广州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审判白皮书暨典型案例（2014-2017）》，白皮书为该院涉外商事庭编写，针对2014-2017年广州法院系统受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提出了对策及建议。

白皮书显示，近几年，广州交通事故仍然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14-2017年，广州法院受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分别为10749件，9973件，8674件和9347件。

白皮书中介绍了广州市交通事故处理中的五大显著“痛点”，引起社会关注。

痛点一：城郊地区

白皮书显示，2014-2017年，广州市基层法院受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四年来，中心城区如越秀、荔湾法院，年均收案均不足300件；而城郊地区如白云、番禺、花都、从化、增城法院，年均收案均超过1000件，总收案数分别占全市基层法院收案总数的15.76%、13.43%、12.48%、14.21%及12.81%；结案数分别占全市基层法院结案总数的15.81%、13.04%、12.76%、14.58%和12.55%。上述五区法院的收结案总数占比将近七成，主要原因在于辖区地域广，有多条高速公路穿过，重型运输车辆往来频繁，车速快、车流多；且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外来人口较多等，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

痛点二：保险公司

据白皮书数据，2014-2017年，广州法院受理的二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上诉案件分别为673件、581件、726件和602件，分别占当年上诉案件总数的56.4%、61.1%、66.5%和60.3%，即超过六成的案件为保险公司上诉。统计数据显示，保险公司上诉针对城镇/农村居民赔偿标准问题的比例最高，占34.76%，普遍以受害人一审提供的工作或居住证明不实为由，主张应适用农村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其次为商业险免责条款问题，占20.12%，主要理由集中在司机逃逸、货车超载、车辆年检不合格等。与保险公司超过60%上诉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险公司的胜诉率只有约15%。从2014-2017年统计的数据看，保险公司提起上诉的案件中，发改数量分别为92件、83件、88件和94件，占当年保险公司上诉案件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3.7%、14.3%、12.1%和15.6%。保险公司胜诉率低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或对免责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

痛点三：鉴定异议

据白皮书公布，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司法鉴定结论是重要的证据材料，主要包括：伤残等级鉴定、交通事故与损害后果因果关系鉴定等。然而近年来，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异议不断增多，争议主要集中在鉴定委托主体、鉴定时机、鉴定程序、鉴定结论等方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绝大部分司法鉴定是由受害人起诉前单方委托，对方当事人通常没有参与，容易对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产生质疑。另一方面，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个别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不尽规范的情形，如少数鉴定机构为招揽业务，未严格按照鉴定标准确定伤残等级，作出偏高的结论；有的鉴定书在鉴定经过、鉴定方法、因果关系等方面的记录和说明过于简略，难以让人看懂和信服。

痛点四：“人伤黄牛”

白皮书指出，交通事故之后的不诚信诉讼现象凸显。

目前城乡赔偿标准不统一且差异巨大，以2017年度为例，广州市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753,686元，而适用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则为290,244元，两者相差近两倍，金额超过46万元。有部分受害人为获取更高额赔偿，提供虚假的居住、工资收入以及工作证明等。经调查，上述证据所涉及的居委会、村委会或用人单位等主体，有的是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出具证明，有的则是对公章管理不严，由他人擅自加盖公章出具。司法实践中，在个别地区甚至还出现“人伤黄牛”现象，即有的受害人被中介机构低价买断赔偿请求权，由中介机构人员等作为受害人的代理人，通过伪造房屋租赁合同、工作收入证明或者篡改病历等“一条龙服务”，索求高额赔偿以谋取不法利益。这也是目前少部分农村户籍的外地居民就其工作、居住情况作虚假证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痛点五：大货车

白皮书显示，肇事者中货车司机占比最大。根据统计数据，44%的肇事司机是货车司机，货车运输方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超载现象屡禁不止，且驾驶人长途疲劳驾驶，导致道路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成为事故频发的直接诱因。

针对交通事故处理中的问题，广州中院的白皮书提出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的对策及建议：（一）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降低事故风险成本；（二）多部门沟通联动，构建道路交通事故“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三）加强与交警部门的交流合作，共建广州平安出行环境；（四）规范诉讼行为，引导公众诚信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