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宜兴的一座墓园内，有沈杰、刘曦夫妇的墓地。两人的墓碑去年才立好，碑上空着一行字的位置。那是为他们的儿子甜甜留的。

“等（甜甜的）牙齿长齐了，名字就可以刻上去了。”沈杰的父亲沈新南说。

沈杰、刘曦都是家中的独生孩子。2013年3月20日，一场车祸夺走了二人的生命。

车祸发生时，甜甜还是一枚体外受精胚胎，被冷冻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罐里。为了让这枚胚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为两家人“留一个后”，4位失独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寻找各种代孕机构，想尽了一切办法。

根据2001年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办法》，对胚胎到底是属于生命还是属于物没有明确规定。此外，如何让老人们获得胚胎的监护、处置权，如何将受精胚胎变成一个生命，如何送四枚胚胎出国代孕，如何让代孕的孩子成功回国等等，这些问题对律师、代孕机构和老人们来说，都是新的尝试。

2017年12月9日，甜甜被一名28岁的老挝籍代孕妈妈带到这个世界，浅浅的眉毛，深深的酒窝。

“就会笑。”从甜甜身上，刘曦的母亲胡杏仙看到了女儿的影子：“眼睛像我女儿，但还是像他爸爸多一点。”

▲2017年12月，刘保君和同事去广州看望刚出生的甜甜，图中还有甜甜外婆和奶奶。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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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医院敢接收受精胚胎”

胡杏仙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受精胚胎时的情景：一根筷子长的玻璃导管，里面充满白色的雾气，“什么也看不见”。由沈杰的精子、刘曦的卵子结合而成的受精胚胎，就藏在这团白雾里。

从这枚受精胚胎形成开始，它就保存在南京市鼓楼医院——沈杰、刘曦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的医院。二人过世后，4位老人打了近一年的官司获得了胚胎的监管权、处置权。他们要把胚胎从医院里取出来。

2014年9月，沈新南刚一拿到法院判决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鼓楼医院。他以为，有判决在手，取出胚胎再无障碍。

但鼓楼医院给沈新南开出两个条件：一是要让当地法院执行庭的人一起来取；二是胚胎只能由医院转给医院，不能转给个人，所以需要另一家医院开出接收证明。

为此，新京报记者今年3月找到了鼓楼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王玢，她拒绝回应此事。

在宜兴，沈新南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人脉也广。但找到一家医院开出接收受精胚胎的证明，还是把他难倒了。因为彼时，沈杰、刘曦均已去世，无法进行胚胎移植手术，而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没有医院敢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为了绕过接收证明，仅2015年，沈新南就从宜兴往南京跑了30多次，但根本没用，“医院的大领导见不上面，小领导又做不了主”。

一次，有个朋友向沈新南介绍了一个人，那人称可以托关系把胚胎拿出来。沈新南没多想，塞了钱，送了礼。那之后，那个人的电话打不通了。

直到2016年6月，沈新南才在一家代孕机构的帮助下，从老挝的一家医院里开出了这份证明。他和代孕机构还分别购买了液氮存储罐，以保证胚胎始终处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环境里。

2016年12月20日，4位老人、2名代孕机构员工、3名宜兴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鼓楼医院。医院实验室的人拿着液氮罐走进会议室，只用了十几秒，就把盛有受精胚胎的导管取出，迅速插入沈新南等人带来的进口液氮罐。

▲2016年12月沈新南去南京鼓楼医院拿胚胎时，装胚胎的液氮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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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打官司讨回儿女受精胚胎

说起5年前的意外，胡杏仙仍会落泪。

彼时，沈杰、刘曦结婚两年，一直没有孩子。在沈新南的经济支持下，小两口在南京市鼓楼医院尝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13枚胚胎中，医院冷冻了4枚，预计胚胎移植手术时间为2013年3月25日。

▲医院里用于转移受精胚胎的导管。受访者供图

意想不到的是，手术前5天夫妇二人突遇车祸，不幸离世。由于事发时没有目击者，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摄像头，事故原因至今不明。

几个月内，沈新南夫妇一共暴瘦了近60斤。沈新南还曾带着妻子邵玉妹去医院检查身体，想要再生一个。但邵玉妹“身体一下子垮掉了”。50多岁的人，吃中药，看医生，尝试过各种办法均无果。

对老人们来说，鼓楼医院里冷冻着的4枚受精胚胎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他们要把胚胎取出来。

当时，中国尚没有男女双方均离世，双方父母向医院讨要受精胚胎的司法案例；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只是禁止了胚胎买卖，禁止了国内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但对于未移植的胚胎如何处置，未做规定。

沈新南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通。他请来了律师李云（化名）。

在李云提议下，两家老人商量后，2013年11月，沈新南夫妇将胡杏仙夫妇告上法庭。

“起诉医院风险太大了。”多年后，沈新南向新京报记者解释，被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胚胎从医院里拿出来。

一审时，宜兴法院将南京市鼓楼医院追加为第三人。经审理，法庭认为“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并驳回了沈新南夫妇的诉讼请求。

但在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时，法庭充分考虑了伦理和情感因素，认为沈杰、刘曦遗留下来的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因此，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又可减轻其丧失子女之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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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老人面临的代孕困境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老沈想把胚胎拿出来做什么，他肯定是要传宗接代的。”李云说。

但在中国，代孕被明确禁止。

2001年，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而代孕是否违法，在法律界也有争议。

“迄今为止，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对代孕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告诉新京报记者，而原卫生部的规定只是行政规章，不具有限制人民权利的效力，不能作为禁止代孕的法律依据。

2014年8月，沈新南等人成了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嘉宾。胡杏仙当场询问主持人，“拿到胚胎，当然是想政府能给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照顾。”

所谓“照顾”，就是指代孕。当时，胡杏仙的侄女、外甥女等亲属曾表示，愿意为其代孕。但上海市卫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徐青松当即表示，“为了保护后代原则，不允许代孕，不允许这个情况出现。”

2015年4月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个部门曾联合制定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工作下发的文件中表示，打击代孕是为了净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环境，维护正常的生育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自己无法再生育，亲属志愿代孕又不可行。无可奈何之下，老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明处的、暗处的各种代孕机构。

某海外代孕机构负责人刘保君第一次见沈新南时，沈在不停地抽烟。那是2016年6月，梅雨季，他们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初次见面。沈新南手上的烟还没熄灭，立刻点上另一根，眼里满是焦虑和怀疑。

在刘保君之前，沈新南接触了几十家代孕机构。仅上海一地，他至少认识30家。

从打官司时起，各种国内地下代孕机构便蜂拥而至。他们承诺，可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和医院协商拿回胚胎，但都没成功。为此，沈新南还被骗了不少钱。

等到胚胎拿出来，需要找人代孕时，这些机构又退缩了。“代孕成功率一般只有50%左右。他们都怕担风险，毕竟只有4个胚胎，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沈新南也不放心，毕竟在国内医疗机构代孕是被禁止的。

还有一些机构，声称可以去海外代孕，比如去美国、乌克兰、俄罗斯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代孕是合法的。

这些海外代孕机构打着免费代孕的旗号找上门。沈新南虽对“免费”二字心生警觉，却不甘心放弃代孕的机会，接触了其中一家。

2016年初，沈新南受一家赴美代孕公司之邀来到上海。刚一到，公司负责人就说第二天要召开媒体发布会，帮他众筹代孕费用。沈新南被“吓到了”，偷偷买了车票第二天一早便返回宜兴。

与刘保君见面时，沈新南已经听了许多代孕培训课程，成了半个专家。刘自称是中国最早从事代孕行业的人，懂技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有过不少成功案例。

从能否开出医院接收胚胎的证明、如何保证液氮环境，到怎样解冻胚胎、怎样进行移植手术，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刘保君在回答沈新南的问题。刘保君还看了4枚受精胚胎的相关医院文件和资料，感觉胚胎质量、分裂冷冻情况相对较好，“（代孕）成功率比较大”。

经过协商，刘保君决定以成本价为沈家代孕，“代妈20万，一年生活费10万”，做不成，不收钱。

此后，双方又通过十多次电话，也为代孕、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争吵过。比如，代孕妈妈中途流产要不要退钱；流产后的治疗费用谁出；孩子出生后不健康，谁来负担治疗费用……

最终，沈新南把这些责任一股脑揽了下来。

▲甜甜出生快满100天。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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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出台禁止商业代孕法令

紧接下来的一关是：如何把胚胎送到老挝。

之所以选择老挝，是因为与刘合作的柬埔寨代孕妈妈养胎基地不能用了。该国于2016年10月颁布了禁止商业代孕的法令。而此前，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颁布了禁令。因此，未出禁令的老挝成为世界各地商业代孕机构的新宠（老挝也于2018年1月出台法令，禁止商业代孕）。

2017年1月初，刘保君的几名同事从云南出发，到老挝境内自驾游。那只装有胚胎的液氮罐得以带出国境。

选择这个过程带出胚胎，刘保君等人也颇费周折。

按照一般程序，寻求代孕的国内夫妇只要办理旅游签证，就可以到国外医院提取精子、卵子，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医院会将受精胚胎移植到代孕母亲体内。孩子在国外出生后，父母可再次办理旅游签证出国，到代孕医院开具出生证明、进行亲子鉴定。

“还要到当地的中国使领馆为孩子办理中国旅行证，然后就可以一起回国了。”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只要父母一方具有中国国籍，且未获得其他国家国籍，便可办理中国旅行证。

然而这次不是普通的海外代孕：需要出入境的不是人，是4枚受精胚胎。

2018年4月8日，新京报记者分别致电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云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三方均表示，受精胚胎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比较难办，此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检科的工作人员表示，“我这里出去问题不大，要不然你问一下对方国家需要哪些证书。如果有个胚胎进境的话，你需要的手续是很复杂的。”

该局卫生检疫科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新京报记者，先准备好情况说明、法院判决书、国内医院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的证明，以及国外医院愿意接收胚胎、愿意做代孕的证明。“然后我把这些材料发给省局，给他们看一下（再考虑具体如何处理）。”

刘保君接手胚胎前，从未做过运送胚胎出境的尝试，其他海外代孕机构也缺乏类似经验。

他最先想到了航空托运。“因为液氮不会爆炸，很多航空公司没把它列为违禁品。”但当他告知航空公司想要托运“胚胎”时，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这种东西不允许运输。”

他还找过一家曾从西班牙运输生物细胞回国的公司。但那家公司说，装胚胎的液氮罐报关报检时必须提供胚胎父母的委托书、体检报告等材料。显然，在沈杰、刘曦过世后，这些材料无法提供。

▲2018年3月，南京鼓楼医院生殖中心门诊。新京报记者 吴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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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代妈在广州产下男婴

在老挝，刘保君为胚胎选了一名27岁的代孕母亲坤达。行内人称“代妈”。坤达顺产生过一个孩子，没有传染病、遗传病，子宫环境正常。她还与刘保君达成了口头协定：如果顺利怀孕生子，她将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尽管沈新南对代妈的要求只是健康一点、高一点，“万一怀了双胞胎容易生”。刘保君还是从20多个备选代妈中，挑了这个好看的：“（坤达）个子大约一米六多，长得蛮漂亮，看着很讨喜。”

为了减少妊娠风险，医生从4枚胚胎中挑选了最具潜能的2枚，移植到坤达体内。其余2枚，仍被冷冻在老挝的那家医院里。移植成功后，受代妈自身条件及各种外在因素影响，成功率往往只有50%。这次也不例外，移植了两枚，只有一枚成功着床。

坤达在老挝当地的一栋别墅里养胎。一个院子里一栋三层小楼，住着五六个情况类似的代妈。坤达从不知道，自己子宫内的胎儿有着曲折的身世，也从没与沈新南、胡杏仙建立过任何联系。

沈新南等人对坤达的了解，也只停留在体检报告上。

每隔30天，坤达就要进行一次孕期产检。每次还没到时间，沈新南就会在微信上向刘保君询问坤达和胎儿的情况。刘保君会给他们发一些坤达的近照、视频，每个月去老挝探访时，还会带上沈新南交托的钙片、复合维生素等营养品。

“也不能让她觉得自己受到特殊照顾，和其他代妈不同。怕她有情绪。”刘保君说。

即便胎儿孕育过程十分顺利，但接下来仍有难题困扰着刘保君和沈新南等人。

与其他海外代孕不同，因为沈杰、刘曦已经去世，孩子在国外出生后无法进行亲子鉴定，办理不了中国旅行证。没有中国旅行证的孩子，不能入境回国。

为此，没到预产期，刘保君就为坤达办理了赴中国的旅游签证，安排她到广州的一家民营医院待产。

新京报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无论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均未禁止外国人以旅游签证入境后在国内医院生育。

2017年12月9日，坤达肚里的孩子在广州出生，男孩。沈新南夫妇和胡杏仙立刻从宜兴飞到广州，见到了这个盼了4年多的孙子。

邵玉妹记得，孩子刚出生时还没长开，皮肤皱巴巴地缩在一起，但是“很白”。

外婆胡杏仙给孩子起了个小名：甜甜。她希望甜甜的到来能给他们带来甜蜜，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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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避抚养权之争？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4位老人把甜甜接到南京做了亲属鉴定。4位老人都抽了血，对照DNA片段，甜甜被证明正是沈杰、刘曦的儿子。

接下来的问题，是孩子的国籍问题如何认定。杨立新认为孩子在中国出生,生物学父母都是中国人，就是中国国籍。

此外，如果将来坤达找到甜甜，想要抚养、探视，又该怎样？

“胚胎移植手术前，代妈和我就有口头承诺：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刘保君说，而且沈家与坤达的信息始终相互隔绝。杨立新则认为，“有协议就行，没协议有口头承诺也行。”如果没有相关纠纷，就可以上户口了。

事实上，中国已出现多起代孕子女抚养权争议事件。2016年，上海第一中级法院还有一个关于代孕子女法律地位问题的判例。“那个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孩子的抚养权）属于主张代孕的一方，不属于生出代孕子女的一方。”杨立新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那个判例和甜甜家的情况一样，“(如果出现纠纷)不能认定代孕母亲的权利。”

据刘保君介绍，坤达生下孩子，护士抱给她看了看就送到沈新南等人那里。因为是顺产，产妇也无大碍。两三天后，刘保君给坤达结清了10万元代孕费，并安置她在广州休养几天后送回老挝。

如今，尚未登记户口的甜甜则住进了沈新南位于宜兴湖父镇的三层独栋别墅。为了照顾他，沈家特意请了一名保姆，24小时陪护。

“和我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像不像？”说着，邵玉妹从电视柜里抽出一个厚厚的袋子，剥开三层防尘套，露出几张沈杰、刘曦的结婚照。

2018年3月18日，甜甜出生满百天。按照镇上习俗，沈家本该大摆几十桌宴席，放着鞭炮邀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前来做客，人越多越热闹。

但沈新南只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十桌，邀请了胡杏仙夫妇和一些走得较近的亲戚。他不想孩子的百天宴太过张扬。

“这个小孩来到世上，他也伤心的。人家都有爸爸妈妈叫的，他没有爸爸妈妈叫了。将来肯定要告诉他的，不告诉他怎么办呢？”沈新南打算先骗着甜甜，告诉他爸爸妈妈出国了。等甜甜大一些、懂事一些，再告诉他自己身世的真相。

《救命胚胎》——《人物》2014年10月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一时，舆论四起。今天，《人物》推送一篇故事，讲述了沈新南夫妇与刘金法夫妇，他们的儿子、女儿结婚后车祸身亡，两对失独老人希望要回孩子生前在医院准备试管婴儿手术时留下的4枚冷冻胚胎。

自从第一批独生子女长成以来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失独家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称，截至2012年，我国已有100余万个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哀伤的锦旗

锦旗是红绒布面的，压印着金字。9月26日早上8点多，沈新南夫妇和刘金法夫妇带着卷起的锦旗，从宜兴赶到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安安排他们在门口等候，法院9点才上班。不过很快，政治部的一个年轻女孩就领着他们走进这座铅灰色建筑的一间会议室，办案法官还没到，宣传处的小伙子要跑去拿相机，他们都在等待这个小小仪式的开始。

这是中国首例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终审宣判后的第10天。2013年，沈新南的儿子沈杰和刘金法的女儿刘曦结婚已经两年半，3月20日深夜他们在离家1公里处的一株大树下遭遇车祸，先后死亡。这对年轻夫妻生前正准备施行试管婴儿手术。如今，两对失独父母希望能够获得被保存在南京鼓楼医院的4枚冷冻胚胎。

但一审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请求，判决沈杰刘曦夫妻已经死亡，通过手术达到生育的目的已无法实现，胚胎及对胚胎享有的权利都不能任意被转让或继承。沈新南当即提起上诉。9月17日，无锡市中院二审判定，胚胎由上诉人共同监管和处置。他们为此专程来给法官送锦旗。

这天去法院的路上，他们没有谈论孩子。不过刘金法一直将女儿的婚礼视频光盘装在挎包的最里层，用一层层塑料包装袋裹着。车载音乐开始播放《一剪梅》时，他们赞叹起了女歌手的声音美妙，接着便回想起1980年代时，年轻的自己对于邓丽君的迷恋。也是在1986年和1987年，他们分别拥有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将全部的爱投向他们，并成为一代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年轻父母。

他们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很满意」，「终于有了一点公平」，「终于有了一点希望」——这的确是在仍存空白的现行法律中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结果。但法院里的他们，表情仍然僵硬甚至紧张，事实上他们并不享有胚胎所有权，中国法律也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从获得胚胎的处置与监管权到将其孕育成生命——自己的孙辈后代——渺茫无期。

9点07分，穿着条纹衬衫的法官走进会议室。两对父母立刻站了起来，8只手忙忙乱乱地整理锦旗的金穗子，捋平打结的金线边，说起了一些感激的话。然后，他们带着某种哀伤的神色，并不齐整地、怯生生地，向法官鞠了一躬。

两对父母想将锦旗送给法官

失独

沈新南是位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他把钢铁厂的废渣销往水泥厂，作为经销商赚取中间的差价。过去，他们夫妻与儿子儿媳住在镇上的别墅小区。

失去孩子后，三层别墅的300平方米显得过大而空荡。这套别墅设计了6个卧室，但现在除了沈新南夫妇的房间，另外5间房里只有光秃秃的席梦思床垫，和同样空荡的红木衣柜。

沈新南喜欢回忆和孩子们相处的细节，儿子寡言但孝顺，上一次父亲节，他给父亲买了一条香烟；儿媳看电视的时候，总是喜欢挤坐在自己和妻子邵玉妹中间。邵玉妹记得自己有时开玩笑，「等你们生了孩子爸爸妈妈就搬回老家去」，但儿媳刘曦总是说「我要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哎呀，我心里听了不知道多高兴」。

刘金法家在20公里外的另一个小镇，他是电焊工，妻子胡杏仙是宾馆服务员，他们生活在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每个周末，女儿都要回到这里住一晚。幼儿园教师刘曦喜欢黏着母亲，每一天，她至少要给母亲打五六个电话：家里发生什么事，买了什么新衣服，幼儿园哪个小朋友调皮，哪个小朋友聪明。

胡杏仙是个语调轻柔的女人，回忆起女儿时泪水涟涟。她说女儿长着一双漂亮的眼睛，个性善良。刘曦有一次在雪天发现了一只流浪小狗，怕冻坏了，特意回家找了一个废旧的纸箱，铺上棉袄，把小狗放进去，为它建了一个避雪的地方。

在此之前，沈杰刘曦一直没能要上孩子，他们开始去南京做试管婴儿。半年间跑了南京几十趟。3月20日，好消息来了，4枚胚胎培育成功，3月25日就可以移植。陪女儿一起去南京的胡杏仙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期望，她对刘曦说：「丫头，从今以后，你的一切就都顺利了。」

母女俩从南京返回后，沈杰开车去岳母家接回刘曦。当晚10点50分左右，在距家仅1公里的位置，他们发生了车祸。路段附近没有摄像头，没有人知道在他们最常走的这段路上，死神如何降临。交警赶到现场时，刘曦已经死亡。沈杰也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5天后离世。

这两对父母的岁数不过50出头，他们却已经开始觉得生活没有任何希望。从那时到现在，邵玉妹瘦了30斤，她的眼角和脸颊都在往下坠，常年戴的金手链原本正好箍住手腕，现在多出了3根手指的空当。在沈家的茶几和沙发上散落着沈新南的4副老花镜，「100度的，150度的，200度的，200多度的」——那些花镜都是孩子们去世以后配的，沈新南流了太多眼泪，视力正在一点点变坏。他有时开着车路过车祸发生的地方，会突然将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大哭起来。

沈杰和刘曦的房间也被亲戚清空了，只有茶几上搁着一个白色镶金边的苹果手机壳，这是刘曦生前用的，那些来整理的亲戚落下了它。邵玉妹舍不得丢，留个念想。夜里睡不着，她就来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坐着。

胡杏仙再也不用手机了，她说自己听到那个铃声就想到女儿。出事后，她搬到底层没有阳光的车库住了两个月。她的确想到过死，不止一次，「操劳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现在不知道为了什么。」

女儿去世后的第20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儿说：「妈妈，你老了，我会对你好的。」她问女儿：「丫头，如果有一天离开妈妈，你要跟妈妈说些什么话？」女儿说：「我要让你好好地活。」

可在真实的世界里，两个年轻人并没有给父母留下话语。沈新南曾被获准前往重症监护室探望儿子，他只能在那里快快地看一眼。他用医用棉签搔了搔儿子的脚，儿子的脚指头动了一动，这就是儿子给他的最后回应。

胚胎之争

葬礼之后，有亲戚提醒，「你们不是还有胚胎吗？」 4枚胚胎像救命稻草一样，激活了他们的意志，「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孙子。」

两个月后，他们坐高铁去往南京，提出索要胚胎。最开始时他们甚至认为保存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中的胚胎可以直接带走。但被院方拒绝。他们想要来交胚胎保管费，医院也拒绝收下，「要交钱必须让胚胎的父母来交。」

跑了三四次医院之后，医院始终不肯让步。沈新南开始找门路，但他恼恨地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人」。有3次，他跑到省卫生厅反映情况，「大门都不让进」。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接了他的材料听完他的讲述，承诺会反映上去，但他们却没有等到任何回复。

一家人毫无办法，他们去寺庙求签，想问问「仙人」。沈新南的辩护律师郭伟曾提到，还有人找到沈新南，自称是1949年后中国首任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孙子，可以帮忙拿到胚胎，其实那不过是个骗子。

那时，尽管向医院索要胚胎还毫无眉目，但谈到未来胚胎的归属时，两对父母开始争吵起来。沈新南说，按照传统孩子应该归男方。他告诉胡杏仙，这个胚胎不管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当然是我的，如果是两个孩子也不会给你，他们已经没有了父母，再让他们分开太可怜了，再说我家里的条件也比你们要好。

胡杏仙不肯接受：「我太想我女儿了。我女儿的轮廓太明显了，如果她生的小孩肯定会像她，大大的眼睛。她的小孩出世了，有个大大的眼睛的孩子在我旁边，在家里我就像看到我女儿一样的。」

以前，两亲家亲密无间，中秋、春节都在一起过。出事以后，沈新南就有点埋怨亲家母，为什么那天那么晚还要带着儿媳从南京赶回家。最终，沈新南找到律师，将刘金法夫妇告上法庭，争夺胚胎继承权。在解释自己的动机时，他说：「我儿子儿媳遗留下来的东西，有我们的血脉在，这个东西不是法院的吧？也不是哪一个的……总得有个主人，天上总不会掉下来吧？……不是我们的，是哪个的？是不是啊？」

2014年1月，案件在宜兴市人民法院一审首次开庭。但双方都没有想到，南京鼓楼医院的委托代理人会坐在法庭上。法院将其作为与案件相关的「第三人」纳入审理。而庭审过程中，两对夫妇发现他们的争抢其实毫无用处，医院态度坚决，认为冷冻胚胎不具有财产的属性，无论是沈家还是刘家都无法继承；小夫妻生前已签署手术同意书，同意将过期胚胎丢弃；「胚胎的作用为生育……胚胎被取出后，唯一能使其存活的方式就是代孕，但该行为违法。」

走出法庭，他们明白自己挑错了敌人。在沈新南的车里，4个人大哭了一场。

儿女出事后，邵玉妹在水泥厂的工作不再去了，刘金法也不出去做电焊工了，沈新南做生意的心劲儿也渐渐没有了，「赚了钱给谁花呢？」胡杏仙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饭厅上挂着巨幅的十字绣，是女儿生前绣的红色「福」字。如今他们夫妻俩与80多岁的老母亲一起住。

当听到窗外办喜事的鞭炮声，刘金法总是去把门窗紧紧关起来。沈新南也不再去参加婚丧嫁娶，他叹了一口气，说话声音也轻了下来，「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不高兴到人家家去，去的话没意思，怕霉气过给人家。有些人他有这种讲究的了，你运气不好，儿子儿媳没有了，你还有什么福气啊。」

今年旧历新年，沈新南和邵玉妹拒绝了亲戚们的邀请，两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做了几个菜，沈新南在饭桌上多摆了两副碗筷，斟了两杯酒。回忆起这些时，邵玉妹的眼眶突然红了。她快步走进厕所，洗了把脸，然后拽出一个拖把，深埋着头拖起地来。

渺远的希望

胡杏仙在女儿还小时，做过两次堕胎手术。她已经上了节育环，但还是带环怀孕了。单位的妇联主任是个30多岁的女人，能说会道、善于交际，每个月，她都会问问单位里的已婚女人，这个月例假准不准，「如果知道你怀孕了她就盯着你，就催你去把那个孩子打掉」。「总归有一点严厉的，如果你（怀孕了）逃避到什么地方，或者是上海北京啊，她都会追去的。」

妇联主任陪着她到医院里做手术，再给她3天假期，手术费由单位报销，「如果没有妇联主任同去，它（医院）不给你做」。胡杏仙没想过反抗，她听说有的人家里房子都被推倒了，还听说要罚款，「那个时候都没有钱的，都很困难的，罚不起」。「你不打掉也不让你上班……那个时候工作是唯一的饭碗，不会像现在这样去做生意什么的，就是上班，如果是没有工作就没饭吃了。」胡杏仙现在后悔了，「早知道有这样一天，就是讨饭也要生啊。」

沈新南兄弟5人，他排行老三，大哥二哥都生了女儿，到他婚后邵玉妹生下儿子，一家人高兴坏了。「当然还想再生」，但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要求她去上节育环了，「她一趟一趟往家里跑，没办法」。

上世纪80年代，江苏省是执行「计划生育」的先进省份，很少有人超生。公开报道中，江苏省是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厉的地区之一。在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将农村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一胎半」的时候，江苏仍然坚持原有的一胎政策，是全国固守此政策的两个省份之一（另一个是四川省）。

这样的政策在如今依旧有迹可循。沈刘两家居住的小镇相隔20公里。在两镇间往返会经过一座沿河而建的村庄。村口房屋的白墙上，还保留着当年的宣传标语：「稳定低生育水平，靠你靠我靠大家」。黄色的标语被日晒雨水冲刷，已经褪色模糊。

胡杏仙现在不打算跟亲家争了，「如果是政策上哪一天允许我们做这个事情，我想那个孩子将来如果出生了，放在他们家也是一样的，我现在想通了。或者像我女儿以前一样，每个星期过来住住，或者是假期我们接过来住。」

她已经退休了，丈夫再过几年也要退休。老了怎么办？她也不知道。「我看到电视上面不是也曾经报道过吗？现在像我们这个情况如果是进养老院也要有监护人签字，像我们没有孩子谁做监护人呢？人家不愿意帮你。」

一审过后，沈新南提起上诉，无锡中院也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办公室副主任张圣斌担任主审法官，中院院长时永才任审判长。另一位合议庭成员、法官范莉请美国的朋友帮忙找了一篇美国相关案件的文章：今年2月一个两岁的孩子继承了亡故父母留下的11个胚胎。

二审判决书由张圣斌主笔，反复修改了七八遍。张圣斌在谈到法院的情感考量时，引用了李密《陈情表》中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想象）两个老人就这么对着各自的影子，那多么凄惨呢。那我也像他们没有子女了，是不是晚年就是这种生活？」

这8个字最后因太过煽情而被删除。但判决书中仍有一段被保留，沈新南从茶几上拿起判决书，高声读着，「白发人送黑发人，乃人生至悲之事，更何况暮年遽丧独子、独女！沈杰、刘曦意外死亡，其父母承欢膝下、纵享天伦之乐不再，『失独』之痛，非常人所能体味。」

念完之后，他长久地沉默了。他十分明白，如今的判决距离他们真正的目标仍旧遥远。判决书下来，他打电话给80多岁的老母亲，说「胚胎判给我们了」。老母亲不懂什么是胚胎，只认为那就是曾孙，问他：「什么时候抱回来？」

沈新南打算准备一份材料，上一趟北京。他希望求得相关部门的特批，或者等到政策改变的那一天。他需要给自己更多信心，几十年前做生意是「投机倒把」，现在自己不也靠做生意发家致富了吗？曾经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严格，现在「二胎」不也放开了吗？

在沈杰曾经的房间一角，褐红色的柜子上铺上了红布，摆上香炉，用两盘苹果供奉着财神爷和送子观音。从法院送完锦旗回来，他们开始仔细咂摸那不到10分钟的会面里法官说的每一句话。「话只要说一半我们就懂了，你们（记者）在现场他话不好讲得太透……他说这个案子反响很大，卫计委都在讨论（代孕）这个事情，让我们静观其变……这个看政府部门，也许它卫生部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这个特殊家庭，特殊照顾一下也有可能啊，对吧？」他小心翼翼地揣摩着，等待不知何时会出现的希望。

胡杏仙家饭厅上挂着巨幅的十字绣，是女儿生前绣的红色“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