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今年清明节假期，全国共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3300多起。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10月底，全国共查处酒驾违法行为170万起，查处醉驾违法犯罪行为30多万起。值得注意的是，违法行为人酒驾醉驾之后找人顶罪现象，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记者检索发现，自2014年以来，此类案件数量呈不断攀升趋势（据4月9日《法制日报》）。

　　酒后驾车特别是醉酒驾驶机动车辆，一旦酿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不仅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还要为此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酒驾或醉驾者如果能在发生事故的“第一时间”找人“顶包”，从法律角度和事故责任的认定方面，则完全是另一种概念。如果侥幸能够瞒天过海，酒驾醉驾者不仅可以全身而退，仅需承担责任部分的民事赔偿，原本因酒驾醉驾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也会因有人“顶包”而无法得到追究。

　　酒驾醉驾肇事后找人“顶包”，早就不是新鲜事，尽管绝大多数“顶包”都难以逃脱警方的慧眼，但因为查处醉驾行为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也很难排除有“顶包”成功的个例出现。虽然“顶包”能成功的概率极低，但因为“顶包”所付出法律成本很低，即便是“穿帮”，往往也不过是被警方“严厉批评教育”了事，念及亲情、友情以及受到某些利益的驱使，某些人还是愿意甚至会主动替酒驾醉驾者“顶包”。

　　虽然不少地方已经将为酒驾醉驾“顶包”者，按“包庇罪”进行了刑事追究，但总的来说还不普遍。大多数“顶包者”往往只是受到行政处罚甚至“批评教育”；比如今年2月24日，江西省萍乡市交警查处的一起醉驾顶包案件，真正肇事者魏某不仅无证还是醉驾，发生事故后，同车人黎某却为其“顶包”，在被警方识破后，黎某仅仅受到了“严厉批评教育”。

　　“顶包”成功，不仅让真正酒驾醉驾肇事者逃避了法律处罚，顶包者能够收获巨大的“人情”利益；即便是“顶包”败露，也不过是“挨熊”几句，这样的责罚“不对等”，必然无法遏制有人愿意甚至主动为酒驾醉驾肇事者“顶包”的冲动。因此，在笔者看来，既然为酒驾醉驾“顶包”完全符合“包庇罪”的特征和构成要件，就非常有必要一律按照“包庇罪”进行刑责追究。否者，就无法震慑“顶包”犯罪。

　　给醉驾的危险驾驶行为“顶包”，既严重侵犯公共安全，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还妨害国家的司法秩序，此种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的屡屡出现，说到底还是所付出的法律“成本”太低，难以起到相对应的震慑作用，在对“醉驾入刑”的同时，对欲让醉酒驾驶者脱罪的“顶包”行为，本身就应该按刑责追究。也只有让醉驾和“顶包”共同“入刑”，才能发挥出“相辅相成”的作用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