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已经有一年时间。

　　自去年5月1日实施以来，“醉驾入刑”效果如何?治理“酒驾”如何继续发力?3月3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就这些问题邀请部分两会代表委员和法学界、业界专家进行了研讨。

　　曾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增设“危险驾驶罪”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律师施杰，过去一年一直关注着 “醉驾”问题。他注意到，“醉驾入刑”以来成效明显，但其实际执法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醉驾入刑是新课题，需要在理论界、实务界共同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说。

　　“醉驾入刑”一年：震慑下的转变

　　“曾经抱有侥幸心理的酒后驾车者有了高压线，行人心理上有了安全的保障线。这是一个艰难而巨大的转变，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

　　显然，“醉驾入刑”对国人的震撼和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

　　自此，对“醉驾入刑”的议论便未停歇。有人认为，严惩酒后驾车是源头上减少交通肇事、保障生命安全的利器;也有人认为量刑过重，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同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

　　无论争论双方声音孰强孰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酒驾造成的交通事故明显减少。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23.8万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5%。

　　其中，醉酒驾驶3.8万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5.3%，全国因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716人，较2010年同期减少205人，下降22.3%。

　　全国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杨海坤说：“醉驾入刑一年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曾经抱有侥幸心理的酒后驾车者有了高压线，行人心理上有了安全的保障线。这是一个艰难而巨大的转变，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

　　身为一名警察，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内保大队大队长宋玉兰认为，“醉驾入刑”的初步效果非常好，“我在各种场合听到过老百姓的反映，人们对于酒驾危害性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深刻。”

　　执法者应坚守“零容忍”

　　“在目前的国情条件下，我赞同对醉驾严格执法和惩处。只有对醉驾行为严惩，才能增加违法成本，让触犯者不敢再犯。否则，法律的威慑力低，就要靠行政力量的不断投入。”

　　施杰等一些法学界专家在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发现，“醉驾入刑”一年来，在实际执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影响到了执法效果。其中一条，就是缓刑适用率高。

　　据媒体报道，在安徽某检察院受理的27起“醉驾”案中，经法院判决的25起案件，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不高、认定醉酒的标准不一等原因，加上一些地方存在执法弹性，导致实际的执法效果离公众的期望值尚有一定距离。

　　而承担一线执法任务的交警在执法中发现，一些醉驾者逃避处罚的花样繁多，也给执法带来困难：有的车主一遇到酒驾检查，便将车停在一边，本人离开现场，等到酒精完全挥发后再投案。而此时司法机关已无法确定其驾车时的血液酒精浓度。

　　对于执法力度，当交警几十年的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锡忠深有感触：“酒后驾驶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造成的人间惨剧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醉驾入刑，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醉驾行为毫不容忍的决心。从公安第一道关来说，必须从严执法，实行严重违法‘零容忍’。”

　　“在目前的国情条件下，我赞同对醉驾严格执法和惩处。”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认为，“只有对醉驾行为严惩，才能增加违法成本，让触犯者不敢再犯。否则，法律的威慑力低，就要靠行政力量的不断投入。每天派大量的警察去查管，对于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是资源的浪费。”

　　施杰建议，作为执法者的公安机关还要继续加大查处酒驾的力度和灵活性。比如，针对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选择深夜或凌晨酒驾的情况，可以在部分时间段和场所有针对性地加大力度。

　　不应沉默的“第三方”

　　“治理醉驾，其实就是尊重生命、保障人权。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是责任的共同承担者。”

　　采访中，不少受访者一致认为，治理“酒驾”在依靠政府和“严法”之外，还应借助第三方力量。

　　对根治“酒驾”，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XX有一个清晰的观点：“单纯依靠公安、交警，会让执法者疲惫不堪，不可能天天查、时时管。而被罚者的侥幸心理和对立心理不改，会滋生更多逃避受罚的手段。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必须纳入进来。”

　　“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不可以把小学生都发动起来，通过他们来改变家长的观念和习惯?再如，可不可以尝试赋予第三方组织或者志愿者权力，担任酒驾的第一层监督者和管理者?这些经验，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相当成熟。”余XX说。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XX持有同样的观点，“交通秩序中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反映出行为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公众缺少规则意识。这个意识的培育，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实际上，目前“喝酒不动车，动车不喝酒”的宣传语进入了餐厅、酒店和旅馆;代驾公司为更多喝酒的人提供了快捷便利的代驾服务;在醉酒者救治、酒驾的鉴定等方面，红十字会、医疗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到了其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XX认为，“从更高一个层面讲，治理醉驾，其实就是尊重生命、保障人权。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是责任的共同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