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们多方奔走，耐心细致地为我们作调解工作，我终于可以结束这长期奔走，上下诉讼，身心俱惫的生活啦。”2018年12月24日一早，拿着锦旗和感谢信的何某来到宁乡市检察院钟晓利检察官的办公室，反复说着感谢的话语。

原本美满婚姻遭受妻子车祸、“重婚”双重击，廖某起诉离婚，何某则控告妻子“重婚”，何某与妻子廖某因感情破裂和财产纠纷闹得不可开交。

美满婚姻遭受车祸、“重婚”双重击

何某与妻子廖某1997年结婚，育有一儿一女，本来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2013年7月，一起交通事故致妻子廖某伤残八级并脑挫裂伤致精神障碍后，渐渐的二人开始交流不畅。廖某更是因为受伤产生负面情绪，致使夫妻感情出现问题。

2015年5月，何某发现廖某与一名曹姓男子发生不正当关系。事发后，夫妻双方矛盾加剧，妻子廖某开始与曹姓男子保持非法同居关系，且经常不归家。

不在一起生活的何某与廖某感情彻底破裂。2017年7月底，廖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判决离婚，并要求何某返还伤残赔偿金10万元并支付父子帮扶费10万元，同时分割二人共同财产。诉讼中，两人一度因为财产分割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何某为了反制妻子，又向宁乡市公安局控告妻子廖某与曹某涉嫌重婚罪，经公安机关审查，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何某遂向检察院申请对宁乡市公安局进行立案监督。

检察官多方奔走查明“重婚”真相

2018年10月31日，宁乡市检察院受理何某的控告材料，作为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并移交至该院钟晓利检察官办理。阅读完控告材料后，钟晓利决定采取尽力让夫妻双方达成和解的办案思路，并与检察官助理杨剑炜确立了“两步走”的工作方法：一方面通过调查走访核实控告内容是否真实，宁乡市公安局是否存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另一方面，对于案件的民事部分，充分听取双方的诉求，有效利用检察机关职能延伸，做好双方调解工作。

钟晓利与杨剑炜找到何某、曹某、廖某居住地的派出所及其所在村、组的干部、邻居和亲属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夫妻关系情况和同居时间等。为了更深切了解廖某病情，他们又在廖某住过的精神病医院查找病例，向主治医师了解其精神障碍病史。

廖某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但法院最终没有判决确认。“当事人夫妻双方的最终诉求究竟是什么？”为了查清真相，钟晓利来到法院找到当时承办该案的法官详细了解诉讼情况，又多次分别与何某及廖某谈心谈话。

调查取证期间，何某一直认定曹某父亲的墓碑刻有廖某的名字，并将此作为廖某构成重婚罪的重要证据。为核实事情的真实情况，2018年11月7日，钟晓利和杨剑炜在曹某的带领下，去到曹某父亲的墓地当场察看了墓碑上的字迹，并与公安机关的照片比对，发现名字并不一样。随后他们又找到了当时墓碑的制作人，大家都表示不清楚这一事情。

经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综合所有调取证据证明的事实，钟晓利认为曹某、廖某涉嫌重婚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宜要求公安机关对此案以涉嫌重婚罪立案。

“重婚”案结“夫控妻告”终息诉

案件办到这儿，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可“案结事了，诉却未息”。何某与廖某心结不解，社会隐患依然存在，钟晓利决定再找找矛盾的突破口。

与何某、廖某离婚案件的承办法官沟通中，钟晓利掌握到双方争议的焦点关键在于财产的分割。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达成协议，很多矛盾自然顺势而解。可沉疴已久的夫妻矛盾，不仅让原生家庭蒙受阴影，双方父母关系也“降至冰点”。

在充分听取了当事人双方诉讼代理人意见后，钟晓利来到廖某父母家，与他们拉起了家常，希望他们都能换位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叔叔，阿姨，我也是为人妻，为人父母，你们关心、维护自己的女儿，我很理解。但廖某与何某感情破裂不是一天一夜的事，两人都不再用心经营这份感情，经年累月积聚下来的矛盾才会让他们走到需要离婚这个地步。与其一直让他们在无穷无尽的诉讼中耗费精力，不如帮助女儿重构新的生活。”

坚持不懈地努力奔走，多次交谈劝解，终于让何某与廖某放下彼此以往的恩怨，接受调解工作。2018年12月11日，钟晓利检察官主持并组织当事人所在地法庭、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关人员召开调解会议。何某、廖某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经济补偿和经济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均表示不再上诉，不再提出异议，并自愿撤回之前的上诉。

“钟检察官真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女儿的后半生也算有个新的开始，我们也放心了……”和解现场，廖某的父母满含热泪地拉着钟晓利的手说道。

“本案是一起家庭纠纷引起的民涉刑案件，也是我院办理的‘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刑事打击固然能解决问题，也直接快速。但从修复破坏的家庭关系，促进矛盾深层次解决来说，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将对家庭成员的伤害降到最低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和解是最好的解决矛盾的方法。”

钟晓利检察官说，“以人民为中心，以家庭为核心，是当前我们学习‘枫桥经验’和检察工作有机结合的典型做法。在以后的办案中，我会更加尽量多地考虑化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修复社会关系，坚持执法初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诉息。”

本报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赵婵娟 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