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有效遏制了醉酒驾车类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我国的酒驾、醉驾发生率仍居高不下。”为解决醉驾带来的诸多安全隐患，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拟提交《关于强制安装车载酒精检测装置，以减少每年新增二十万“醉驾”罪犯的建议》，建议称，应研发并强制机动车安装车载酒精检测装置，通过技术手段来预防危险驾驶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受访者供图

危险驾驶罪已排全国法院审结刑案首位

这也意味着，“醉驾”这一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入刑。

上述建议称，“醉驾入刑”虽有效遏制了醉驾类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我国的酒驾、醉驾发生率仍居高不下。全国每年共查处酒驾、醉驾近200万起，其中，检察院起诉后被法院判决有罪的危险驾驶案件20余万起，占我国刑事案件总数的25%以上。近一两年来，危险驾驶罪已排在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首位。

“对于行为人来说，醉酒驾驶的法律后果非常严重。”周光权称，醉驾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贷款、消费等受到限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行为人不仅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还要被吊销驾驶证，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对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需要对一系列附随后果负责，包括：特定执业资格（律师、医师等）被吊销，个人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当兵或报考军校无法通过政治审查，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公职人员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

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周光权认为，每年因醉驾等危险驾驶产生20多万罪犯，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他表示，一方面，因醉酒驾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罪犯多数被判处拘役实刑，在服刑过程中，罪犯交叉感染的概率很大，增加了再犯罪风险；另一方面，罪犯越多，社会治理难度越大，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控制犯罪的手段不能全部寄托在刑法身上，不能过于依赖法院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周光权表示，从减少犯罪发生率，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看，一味对醉酒驾车进行事后查处、定罪处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应当不断改进技术，使刑法成为控制“醉驾”犯罪的最后手段。

建议强制安装车载酒精检测装置

针对“醉驾”入刑并未解决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周光权提出“源头预防”的建议，即在机动车上强制安装车载酒精检测装置。

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工信部、科技部、银保监会等部门研发车载酒精检测装置，该装置安装在汽车方向盘位置，在主驾驶座位上的驾驶员落座后启动车辆时，如果酒精含量达到一定程度，与酒精检测装置配套的车内报警器自动发出警告，车辆亦不能启动。

“因此，这种装置的功能是在驾驶员发动汽车之前，强制要求其接受酒精检测，唯有在检测通过之后才发动起来，通过技术手段来预防危险驾驶犯罪。”周光权称。

此外，周光权建议，在技术研发阶段，鼓励汽车生产商在产品中安装酒精检测装置；待时机成熟后，修改相关汽车产品的技术标准，要求汽车强制安装该装置，并规定一定的过渡期；对于国外进口汽车，今后也需要遵守中国政府规定的汽车制造标准。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新车全部强制安装这种装置。”周光权认为，安装费用可由生产商、销售商、顾客分担，还可以由保险公司承担一部分费用，政府在技术运用初期可以给予对汽车制造商适当补贴。

如果对全部车辆强制安装酒精检测装置有困难，他建议，对因酒后驾车被行政处罚的人，其私家车必须强制安装酒精检测设备，以确保有酒后驾车经历的人在发动汽车之前必须先接受酒精检测，“通过技术手段预防其从违法人员转变为醉酒驾车的犯罪人”。